年轻人开始相信，危险无处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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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的公司化
(节选自《娇惯的心灵：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炼成的》第10章)
《娇惯的心灵：“钢铁”是怎么没有炼成的》
[美]格雷格·卢金诺夫 乔纳森·海特著 田雷 苏心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·2020年7月
1869年，联邦政府的教育署才开始收集数据，那个时候，整个美国就只有63000名高等教育在册学生；若以当时美国18岁至24岁的人口为分母，这个分子只占1%。而今天，据统计美国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有2000万之多，人数约占全美18岁至24岁人口总数的40%。根据我们所能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，在2015至2016学年度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收入高达5480亿美元。（请感受一下这个数字，GDP达到这个数的国家，在全球国家中能排到第21位，居于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之间。）截至2015年财政年度结束时，美国大学拥有120项超大规模的捐赠基金，共持有5470亿美元。美国的精英院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学生，在全世界排名前25位的大学，其中17所都在美国。这些大学从规模、领域到财富都在迅猛扩张，这就要求学校职业化、专业化，以及拥有规模庞大的支持员工。
1963年，加州大学系统的主席克拉克·克尔，将由此产生的组织结构称为“巨型大学”（multiversity）。在这样一所“巨型大学”中，校内存在不同的系科和权力结构，它们并驾齐驱，追求不同的目标，例如科研、教育、筹资、品牌运营以及法务合规。按照克尔当年的预测，随着教员越来越专注于各自所在的系科，非教学类的职员将接手大学的领导，管理起整个机构。结果亦如他所见，大学里行政人员的规模一路攀升。与此同时，行政职责范围也逐渐向外延伸。
某种程度的行政化，既有必要也是合理，但问题是，当行政扩张的速度数倍高于教员招聘时，就会导致显著的负面效应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学学费的上涨。还有一种不那么直观的堕落：随着大学越来越像大型公司，这一趋势经常被哀叹为“公司化”，某些和学术上的卓越无关的目标却成为最重要的事。
2011年，政治学者本杰明·金斯伯格曾出版《教员之衰落：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其后果》一书。他在书中认为，过去数十年间，随着行政之扩张，此前在大学治理中扮演主角的教师队伍，已将大部分管理权拱手让给非教学的行政团队。金斯伯格指出，一旦行政管理者独立为一个阶层，且同教师阶层渐行渐远，那么几乎可以断定，他们会不断膨胀；不同于教授群体，管理者更有可能认为，只要校园内出现新问题，则解决方法就是成立一个新部门去处理它。（与此同时，尽管教授们也会因大学之公司化而牢骚满腹，但通常说来，他们还是会因为能摆脱行政任务而乐见其成。）
消费者永远是对的
埃里克·阿德勒，马里兰大学的古典学教授，2018年他在《华盛顿邮报》上撰文，精炼地阐释出这一论点。“追究[校园不宽容的]根本原因，”阿德勒指出，“不在于学生的极端左翼主义，抑或其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”，根源在于“数十年之前，大学所做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决定，即将学生当作消费者——他们每年支付高达6万美元的费用，以获取课程、精致的美食、舒适的住宿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”。当谈到有些学生非要取消某些受邀的校园演讲时，他这样写道：
即使在公立大学，这些18岁学生所购买的，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种奢侈产品。他们因此感到有权利去控制自己的校园经验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……学生们既然已经习惯了掌控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那么现在，他们想要让学校能够反映（mirror）他们的观点。如果学生作为消费者有权决定课程，有权如其所愿地打造校园环境，那么也有理由认为，他们有权决定邀请哪些讲者来校演讲，在他们中间可以表达出什么样的观点。有人会这么说，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，演讲者不过是校园设施罢了。
当大学为了吸引优质生源而陷入激烈竞争时，校方经常会选择在学生生活设施上增加预算开支，消费者理论也能完美地解释这一趋势。从2003年至2013年，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学生服务方面的开支增加了22.3%，远远超出了科研（9.5%）和教学（9.4%）方面的支出增幅。许多大学校园已经改头换面，不再像学术的修道院，而成了豪华的“乡村俱乐部”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项工程就是一个绝好的示例，该校从学生学费中支出了8500万美元，修建了一条长达536英尺的“漂流河”。水波荡漾，轻柔的水流缓缓推动漂流的学生，送他们穿过造型曲折的水池，其形状正是校名的首字母缩写“LSU”。在庆祝漂流河启用的剪彩仪式上，听校长一席话，就可以窥见他的教育愿景——如何挖空心思地将消费主义和安全主义结合在一起：“说真的，我不希望你们离开校园半步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竭尽所能，让你们待在校园里，在这里，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你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就提供什么。”
发现可疑，及时报告
在美国这个国家，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时刻，某个美国人在某处“感觉不对劲”，担心遭到恐怖袭击。然而，统计美国每年发生的恐怖袭击数量，各种类型加在一起基本上也屈指可数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，在几乎所有“可疑”情形内，感觉都是错的。当然，在搭乘新泽西捷运时，旅客若是看到被遗弃的背包或行李箱，不应视而不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觉“很可能”是准确的。
年轻人开始相信，危险无处不在，甚至在教室里，在私人交谈中，都有危机四伏。每个人时刻都要保持警惕，遇到威胁就向当局报告。举个例子，2016年，纽约大学的管理者在洗手间里贴上告示，主张每个人对其听到的言论都应采取“发现可疑即举报”的方法。这些告示还提醒纽约大学这个群体的全体成员，如果他们遭遇到“偏见、歧视或骚扰”，应当如何匿名举报，其中包括拨打“偏见回应专线”。纽约大学并非特立独行；根据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，该基金会“聚焦言论规章”数据库共收入471所教育机构的数据，其中有38.4%（181所）维持着某种形式的偏见举报系统。
当然，我们应当维持一种简便的通道，在发生真正的骚扰和就业歧视案件时供受害人举报；因为此类行为既不道德，也违反法律。但是，仅有偏见并不构成骚扰或歧视。“偏见”这个词，在纽约大学的偏见回应网站上并未被定义，但心理学实验却始终显示出，是人，就会有偏见。
我们无法摆脱偏见，对我们自己和我所在族类，对魅力四射的人物，对曾向我们施以援手的朋友，甚至是对那些同名、同日出生的人，我们都心存偏见。至于那些接听偏见回应专线的管理者，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大概是负面的偏见，基于种族、性别和性取向这些身份范畴所形成的偏见。但问题在于，鉴于概念渗透在大学校园里存在程度之高，以及认为微侵犯无处不在，且暗藏危险的观念之广，想必就会有一部分学生动辄在他人身上觉察到偏见，且把模棱两可的表达一律按偏见处理。
大环境如此，要培养在教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信任感，就变得愈发困难了。有了偏见回应专线，学生就可以举报教授在课上讲了什么，展示了什么，甚至都不必等到下课。现如今，很多教授坦言，他们是在“提心吊胆地搞教学”或者说“如履薄冰”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不再有教授愿意在课堂上讲什么有争议的内容——哪怕是布置重要但却难读的课程材料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珍妮·石·格森曾在《纽约客》上撰文，讲述了她在教授性侵法律时的经历，她留意到：“在讨论关于强奸的法律时，组织学生讨论，挑战并质疑对方，已变得寸步难行，于是教师开始放弃这个题目……如果性侵这个题目被驱逐出法学院的课堂，损失将是巨大的——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受害者。”
我们在此只举一例，来说明偏见回应系统是如何抑制风险之承担的：迈克·詹森，是北科罗拉多大学的兼职教授，负责一年级写作课程的教学，然而只因在一次关于有争议主题的讨论之后，有且只有一名学生提交了一份“偏见事件报告”，詹森教授便三番五次被约谈。这门课布置的第一篇阅读材料，就是我们发表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的文章《娇惯的美国心灵》。教授要求全班同学阅读这篇文章，然后让他们自行选择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视角进行讨论。
学生们选出的讨论题目是跨性别议题。［该学期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凯特琳·詹娜（CaitlynJenner）由男变女的亮相。］詹森推荐学生去阅读一篇文章，内容是关于父母反对一位变性的高中生使用女更衣室的。按照他的解释，虽然大多数同学可能不同意此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，但就学术论学术，抓住并应对一些难解且有争议的立场是题中应有之意，所以说，即便只是讨论这些立场和观点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詹森后来回忆道，那场对话是“一次非常愉快的讨论，发现了不同的角度”。所以在得知一位学生提交了“偏见事件报告”并将他告到学校时，詹森大吃一惊。校方做出建议，在这学期余下的时间里，要回避任何跨性别的话题，而且学校最终也没有再次雇用詹森。
在开发这些“偏见回应”的新工具时，官僚也许是出于好意，但它们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，催生出一种“我们vs他们”的校园氛围，导致人人自危，提心吊胆，信任正在流失。有些教授权衡利弊，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值得冒险，没必要面向官僚组成的调查小组做自辩；所以更好的做法就是调整他们的教学大纲或课堂内容，将那些有可能会导致投诉的材料统统删掉。接下来，只要见到有可能引发争议的材料和讨论题目，越来越多的教授会选择主动退避三舍，而他们的学生也就因此错失机会，无法发展出智识上的反脆弱。最终，这些学生动不动就认为课程材料有所冒犯，甚至要求更密不透风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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